配资杠杆风险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系列整顿工作

1974年10月13日凌晨5时02分，毛主席乘坐的专列自北方缓缓驶来，抵达了长沙火车东站（即老东站）。此时，车站内灯火辉煌，一片明亮。

参与此次任务的公安警卫人员、接待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铁路系统的常驻作业人员，各自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井然有序地投入到了忙碌之中。

站台边缘，紧邻铁轨处停放着四辆熠熠生辉的红旗轿车，而在稍远的位置，则分布着几辆专为工作人员设计的上海牌轿车，以及运送行李的解放牌卡车。

＾

1969年，毛泽东在巡检途中乘坐的火车上（钱嗣杰摄制）

不多时，毛主席在卫士的搀扶下走下火车，随即落座于第二辆红旗轿车内。汽车随即驶离长沙火车东站。此刻，街道上行人稀疏，仅有少数早起上班和晨练的民众，以及巡逻在路上的公安干警点缀其间。

车队悄然驶过他们身边，其景虽异于寻常，但无人洞悉，即便是肩负守卫职责的公安干警，亦对毛主席莅临长沙的事实浑然不觉。自“九一三”林彪事件以来，毛主席外出巡视工作之际，便有了一项严苛的制度与铁的纪律——对其行踪严加保密，绝不外泄。

因此，在毛主席逗留湖南之时，无论是警卫还是接待部门在安排事务，均不直接以“毛主席”或“首长”称呼，而是巧妙地以“客人”这一称呼来代指。

车队沿建湘中路行进，途经小吴门后转至八一路，随后便从省委招待所的正门驶入“九所”的南大门，而毛主席便是在此地的6号楼内安顿下来。

在解放前，长沙城内陈姓大户的私有领地便以“陈家山”闻名，因其地处城区之巅，地势优越，故而得此美誉。新中国成立之初，湖南省委共有九位书记，省委便在此地搭建了九座平房，原计划每位书记分得一座居住，然而，竟无一位书记入住其中。自此，陈家山易名为“九所”，而那九座平房则依次被命名为1号楼至9号楼。

“九所”这一名称沿用至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九所”开始对外开放，并在其名称中加入了“宾馆”二字。此后，该机构一直由省委直接管辖。

＾

1963年，毛九所后山

此次陪同毛主席莅临湖南的，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团（即“8341”部队）团长张耀祠，秘书张玉凤，卫士长陈长江，以及随行的医生和护士等。与此同时，“8341”部队亦派遣了一个警卫中队一同前来。

毛主席与汪东兴所乘坐的，乃是我国自主生产的红旗保险轿车。在毛主席抵达之前，一辆“安—12”运输机已将轿车从武汉运送至长沙（毛主席此前曾在武汉短暂停留），随行的司机老赵与老张亦一同抵达，他们均为“8341”部队的团级军官。

此次毛主席重返湖南，鉴于年事已高且双眼患有“老年性白内障”，此行主要目的在于休养调治。在湘逗留113日，他仅曾前往长沙橘子洲头进行视察，以及于省游泳馆游泳五次。其余时光，毛主席均选择在住所内静养。然而，即便身处“九所”6号楼这栋平凡的平房之中，毛主席依然日理万机，不仅勤勉于国家大事，还留下了诸多鲜为人知的佳话。

视察橘子洲头

1974年10月17日，正值毛主席抵达湖南的第五日。夜幕低垂，毛主席在结束了一天的办公后（他习惯于夜间处理公务），转而对身边的秘书张玉凤下达了指令：“前去橘子洲头一观。”张玉凤闻言，即刻向居住于4号楼的汪东兴进行了汇报。汪东兴接到消息后，立刻从4号楼疾步赶至6号楼。此时，毛主席即将登车启程，汪东兴迅速拿起电话，通知湖南省公安局（1975年恢复省公安厅的称谓）局长高文礼，要求他立即部署警卫事宜。

彼时，省委接待处与警卫处合并，共同组建了党委。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公安局局长高文礼同志担任党委书记并兼任接待处处长一职。省公安局第一副局长唐瑞亭同志则担任党委副书记并兼任警卫处处长。接待处副职领导包括刘纪林、高绍英、肖根如三位同志。而警卫处副职领导则由李鸿群、于涌海两位同志担任。

这次任务由接待处、警卫处党委全权担负，直接对省委负责。省委书记张平化坐镇“九所”组织指挥。当时，我本人是警卫处秘书科一般干部。我的岗位任务是：协同余益民科长，全力确保警卫部队执勤任务的顺利进行。

＾

1957年，毛泽东在畅游湘江的欢愉之后，莅临橘子洲的一户农家，与孩子们嬉戏，共享欢乐时光。

高文礼同志在接到电话的瞬间，即刻从床上跃起，迅速抓起衣物，赶往警卫值班室，紧急通知长沙市公安局迅速部署线路与现场警卫工作。通话结束后，他匆忙中穿好衣服，却不料将衣领反穿，竟浑然不觉。正当他急匆匆地从5号楼奔出，准备搭乘前卫车时，一位同志及时发现这一疏忽，急忙呼喊：“高局长，您的衣服穿反了！”高文礼同志这才立刻更正了衣物的穿着。

毛泽东主席于清晨7时35分乘坐红旗轿车，自住所启程，沿八一路、小吴门、建湘路、五一路一路前行，最终抵达湘江大桥，并驶向橘子洲头。

今日天朗气清，秋日的晨曦洒落在橘子洲头，正值橘子丰收的季节，枝头挂满了鲜红的蜜橘。放眼湘江，舟船在江面上穿梭，偶尔传来一声高亢的汽笛声，打破了江面的宁静。

遗憾的是，毛主席未能下车细赏美景。司机有意减速，沿着江岸的水泥大道，环绕橘子洲头缓缓行驶，先是从中央横穿而过，继而沿江边绕行数圈。毛主席轻轻掀起窗帘，从车窗内观赏着那满园的秋色与江岸的壮丽景色，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此刻，几位就读于橘子洲小学的学子目睹了车窗中毛主席的身影。他们激动不已，不约而同地高呼：“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来了！”

长沙市公安局警卫科的刘曙明科长，面对现场嘈杂的孩子们，顿时心生焦虑。他快步上前，大声喝止：“你们这些小家伙，别乱喊乱叫，赶紧回学校去！”将孩子们驱散后，他主要考虑到，若消息传开，群众纷纷前来围观，围住毛主席，局面将难以掌控。

毛主席在橘子洲头停留观察了约三十分钟，于上午8时15分返程。老人家意犹未尽，归途中仍不时掀起窗帘，眺望湘江大桥与五一大道的繁华街景。此时，路上行人络绎不绝，一些目光锐利的群众察觉到了毛主席的身影。自此，毛主席莅临长沙的消息迅速传开，确保他老人家安全的工作亦愈发艰巨。

平反《园丁之歌》

在湖南逗留期间，毛主席观赏了湖南省花鼓剧团、湘剧团以及京剧团的经典折子戏和部分现代戏剧的现场录像。演员们聚集于招待所的大会议室，展开表演。这些演员均为资深艺人，在“文革”前多以历史剧为主。他们的演出风格简约，背景设置几乎为零，仅以普通道具传达意境。会议室后方设有电视转播车，演员们表演的同时，电视车通过闭路天线将现场直播至“九所”6号楼，唯有该楼内的电视机方可接收信号。鉴于当时这些传统剧目被禁演，演出本身也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

演员们齐聚一堂，不得擅自离场，亦不可拨打电话或讨论现场状况。在演出期间，设有专人负责守卫门禁，警卫处与接待处的员工，唯有副处长级以上干部方可进入现场。节目丰富多样，包括《将相和》、《辕门斩子》、《霸王别姬》、《断桥》、《拦马》、《毛国金打铁》以及《刘海戏金蟾》等经典剧目，亦不乏现代题材，如《三里湾》和《园丁之歌》等。

起初，每晚均有多场演出呈献于毛主席之前。然而，鉴于汪东兴认为时间拖得过长，演员们亦感辛劳，遂决定改为白日与夜晚，由花鼓戏、湘剧、京剧依次交替上演，并同步进行录像。录像完成后，再播放给毛主席观赏。

一天，毛主席在看湘剧《园丁之歌》时，高兴地鼓起掌来，站在身后的服务员曾彩谋说：“主席，这部片子正在批判，您老人家还鼓掌呀？”毛主席说“为何要批？我觉得这部戏很棒。”

《园丁之歌》由省湘剧团精心打造，于1973年改编为戏剧电影，并在北京进行了汇报演出。本剧深刻描绘了两位教师在教书育人方面的不同教育理念，特别突出了中年女教师俞英（由左大玢饰演）如何协助青年男教师方觉（由何绍春饰演）正确把握教育革命的方向，克服教育方法上的简单与粗暴，进而深刻理解教师的职责，正确引导教育成绩落后的学生，促使他们实现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育出合格的接班人。

“四人帮”出于政治目的，给《园丁之歌》定了三条罪状：一是诋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是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招魂；三是试图对无产阶级进行反击。他们利用自己控制的舆论机器，以“梁效”之名发表文章，宣扬“老师非园丁，唯有党才是园丁”的谬论，随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

毛主席对《园丁之歌》的赞誉与热情鼓掌迅速传入江青耳中，随之而来的是对《园丁之歌》的批判之声瞬间消弭。1975年，邓小平同志执掌中央大局，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系列整顿工作。《人民日报》刊登文章，为《园丁之歌》正名，确认其为一部优秀的剧目。

＾

1974年11月，毛泽东与邓小平在长沙进行了亲切的握手。

5次游泳于省游泳馆

毛主席返湘一个多月之后，环境、气候、水土均已适应，身心愉悦，健康状况良好。于是，他老人家提出希望游泳。张平化同志便召集高文礼、唐瑞亭等同志商议，最终决定建议主席在省游泳馆内进行室内游泳最为适宜。在经过汪东兴、张耀祠两位同志的同意后，游泳馆便开始了相应的准备工作。

起初，在游泳馆西侧搭建了一座简陋的棚屋，旨在毛主席游泳时，能让红旗车驶入棚内，随后下车，以避免受凉感冒。继此之后，游泳池的水被彻底更换，并进行了彻底的消毒处理。此外，还从省公安局和省体委紧急抽调了5名科级干部，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进行严密管理。1974年11月19日下午4时30分、20日中午12时50分、12月3日清晨7时10分、4日清晨8时10分以及5日上午11时30分，毛主席分别进行了游泳，每次游泳时长约为30分钟，总计游泳5次。

毛主席惯于在夜间投入工作，因此游泳活动则被安排在日间进行。为了迎合毛主席的生活作息，警卫处与接待处共同实施了临时的军事化管理措施，实行了集中住宿与集中用餐，确保在有任何紧急情况时，能够迅速响应。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毛主席决定前往游泳馆畅游一番，言出必行。从“九所”至游泳馆相距三四公里，途中必须部署警卫力量。恰巧，警卫处的司机王延章正在理发室内享受着理发的悠闲时光，只理了一半，便突然接到即刻出发的紧急指令。在匆忙之中，他迅速从旁人头上取下一顶帽子戴在头上，以此遮掩自己的形象，直至主席游泳完毕，返回住地，王师傅方才得以完成那半边头发的修剪。

＾

1974年，毛游泳于湖南游泳馆。

毛主席平日里深居简出，想要近距离目睹他老人家的风采实属不易。警卫与接待人员均严守纪律，遵循“三定”原则——“定岗、定位、定职责”，各守其位，各尽其责。毛主席在湘居住的三个多月间，仅有少数警卫和接待人员得以进入6号楼，而其他人员则无法随意进出“九所”院落，更遑论6号楼。同志们长期坚守岗位，警卫处与接待处党委考虑到同志们的辛劳，经汪东兴主任批准，决定在毛主席前往游泳馆游泳时，分批次组织大家前往观摩。然而，观者须保持安静，不得下至游泳池下方，仅能在看台上观摩毛主席游泳，每人观看时间限定两三分钟，观摩完毕后自动离场，以便下一批人员轮换。每批观摩人员十人，由一名同志担任领队，严格维持纪律。

警卫与接待人员翘首以盼，终于得以一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风采，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幸福感难以用言语表达。然而，接待处汽车队中的一名司机却因违规行为受到了处分。按照规定，他已观摩过主席游泳一次，但仍然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再次加入队伍，观摩了毛主席游泳。事件发生后，领导对其进行了严肃批评，并要求他进行深刻反省。该司机深感懊悔，撰写了一份认识深刻的检讨书。党委考虑到他的悔过态度，决定从轻发落，给予党内警告处分。任务完成后，该同志被调离了接待处。

试水温为毛主席游泳

毛主席对游泳情有独钟。据不完全统计，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毛主席仅回湖南视察期间便游泳达7次之频。即便已步入81岁高龄，他依旧对游泳充满热情。在省游泳馆连续畅游数回后，仍觉意犹未尽，遂提议前往湘江河中一游。汪东兴考虑到毛主席年事已高，加之已至腊月，天气寒冷，水温较低，深怕毛主席难以承受。湘江河的水质与游泳池不同，游泳池的水温是人为控制在26.5℃至27℃之间。为了以事实说服毛主席，汪东兴决定让湖南警卫处派人先行前往湘江河中测试水温，以判断是否适宜游泳。

12月3日，清晨的阴冷与北风的呼啸交织在一起。在这不寻常的一天，警卫处副处长李鸿群引领我前往湘江，体验一番水温。我们乘坐长沙市公安局水上派出所的“公安号”快艇，航行至第一师范与橘子洲头之间的江中。我仅着短裤衩，取出预先准备的一瓶“德山大曲”酒，啜饮数口，并用其擦拭胸膛，以期驱散寒意，随后跃入水中。手持水电八局借来的仪器，我首先对水的流速进行了测量。湘江正值枯水期，流速并不迅猛，每秒不过一米。随后，我测量了水温，1米深处的温度为3.8℃，增至2米深处则升至4℃。有趣的是，水下温度反而高于水面，水面温度仅有1℃，几乎接近冰点。我依据设想，沿着毛主席当年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码头（即当时的湘江码头）下水，至橘子洲头上岸的路线进行了测试。我横渡两次，结果大致相同。测试结束后，我浑身冻得起了鸡皮疙瘩，李副处长立刻将他的军棉大衣披在我身上。我那时刚刚20岁，身体尚能承受，但由于平日并无冬泳的习惯，长时间浸泡在水中实在难以忍受。主要还是心理因素作祟，想到能为毛主席的游泳之路试水，这是一生中难得的机遇，心中既幸福又自豪，即便寒冷，也难以抵挡那份温暖。

返家之后，李副处长便将测试数据详实汇报给了汪东兴同志。水温之低，令汪东兴同志不费吹灰之力便说服了毛主席。

81岁生日快乐

一碗粉蒸肉、一碗红烧胖头鱼豆腐汤、一碟清炒冬苋菜、一碟香脆炸臭豆腐，以及一碟鲜嫩炒麻雀肉。此外，还搭配了姜丝、蒜米和豆豉辣椒，共计四菜一汤，外加三个小碟。往常，主席的餐桌上亦是四菜一汤的格局，通常包括两个小菜、一个荤菜和一个半荤半素的菜肴。有时，他还会要求厨师用油渣炒制辣椒，但油渣不宜炸得过于干燥。姜丝、蒜米和豆豉辣椒则是他餐餐不可或缺的调味品。

湘菜大师石荫祥曾主厨于毛泽东。

桌上摆了一瓶白酒、生日蛋糕、寿桃，经过服务员、厨师的妙手点缀，虽不十分豪华，却颇有生日的气氛。毛主席上了餐桌，秘书张玉凤拿了那瓶白酒给毛主席斟酒，毛主席本不善喝酒，问张玉凤是什么酒，张说：“此乃湖南佳酿，以白沙井之水精心酿制而成。”由于此酒新品上市，尚未贴上商标，在湖南当地，其品质可称上乘。张玉凤紧接着补充道：“此酒尚未对外发售，亦未定名。”毛主席略作沉思，提议道：“便称之为‘白沙液’吧！”言罢，毛主席拿起酒杯，先为自己倒了一小杯，随后又分给秘书、服务员等人各一杯。众人纷纷举杯向毛主席祝寿，共饮此杯。酒瓶中剩余的酒液，毛主席吩咐卫士长陈长江分发给警卫战士们畅饮。

在晚餐时分，执行警卫接待任务的所有人员共同享用了一碗寓意长寿的面条，以此向毛主席敬献生日的祝福。所谓的长寿面，实为一碗面条仅几根，每根面条的长度竟可达数十厘米，足以从凳子上垂直悬挂，宛如一条连绵不断的丝带。这一独特的习俗源于湖南长沙的风土人情。

夜幕低垂，8点钟的钟声敲响，庆祝毛主席生日的鞭炮与烟花齐鸣。由于气温骤降，毛主席并未走出户外，而是悠然坐在6号楼会客厅的窗内，欣赏这绚烂的烟火。在此之前，接待处副处长肖根如已对烟花燃放做了周密筹备。他特意安排木工精心打造了悬挂烟花与托架。执行燃放任务的，自然是由“九所”院内的警卫人员和毛主席的贴身工作人员组成。烟花的种类繁多，包括“大地开花”、“满天星”、“双龙戏珠”、“仙女下凡”、“冲天炮”、“大圆盘”、“小圆盘”等等，琳琅满目，数之不尽。十几个负责燃放烟花的小伙子和姑娘们，跳跃着、欢呼着、相互呼应，力求让烟花燃放得更加紧凑。姑娘们看到精彩瞬间，不禁拍手跺脚，手舞足蹈，宛如置身于春节的氛围之中。或许是被烟花的奇妙所吸引，或许是被姑娘和小伙们的欢快情绪所感染，毛主席脸上露出了慈祥的笑容，整个面部在烟花的光辉映衬下显得格外亲切与慈爱。

毛泽东主席与部分工作人员合影。后排左一为护士邵淑华，左三为机要秘书张玉凤，左二、四、五为湖南省委接待处工作人员曾彩谋、郭国群、肖根如

1975年2月3日，毛主席突然决定要离开长沙去南昌，他原打算在长沙过完春节再走。服务员郭国群、曾彩谋同志问主席怎么要急着走，毛主席用韶山话说：“我在此地逗留已久，你们却承受了不少辛劳。待到来年，我定将再至长沙共度佳节。”

上午8点08分，毛主席从“九所”6号楼启程，乘车前往长沙火车东站。此次任务的部分工作人员代表于6号楼前列队，为毛主席送行。众人眼含热泪，向毛主席的座车挥手致意，毛主席亦伸出车窗外，频频向同志们示意。不少同志不禁失声痛哭，泪水纷纷落下。此刻，余科长携我已开启“九所”的南大门，我们与哨兵一同挺直身躯，行礼致敬，目送毛主席的座车缓缓驶出“九所”大门。直至车队在视线中渐行渐远，我们的心情仍旧久久未能平复。上午8点20分，专列准时发车，途径株洲、醴陵，驶向江西南昌。

自1974年10月13日至1975年2月3日，毛主席在湖南逗留了长达113个日夜。他老人家曾承诺来年重返湖南，却因健康问题未能如愿。在这113个日夜里，我们虽忙碌紧张，却也洋溢着无比的欢乐与幸福。这段时光，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无疑是最为难忘的。

股票可以杠杆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